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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小南:為什么說宋朝的政治要比唐朝、明朝都開明?

2019-11-12| 來源:互聯網| 查看: 317| 評論: 0

摘要: 原標題:鄧小南:為什么說宋朝的政治要比唐朝、明朝都開明?本文節選自鄧小南教授的演講實錄《王安石與他的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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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:鄧小南:為什么說宋朝的政治要比唐朝、明朝都開明?

本文節選自鄧小南教授的演講實錄《王安石與他的時代》,為方便閱讀,重新作了分段。

中國古代的帝制時期,皇帝在權力的巔峰,這些王朝都是專制王朝,說不上現在的民主、自由。但即便是專制王朝,各個時期也是有自己的特點的,施政的方針不一樣,專制的程度也不一樣。但基本上,學者都是承認宋代的政治最開明。

沈括是當時有名的科學家,也是政治舞臺上很活躍的人物,他曾經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:趙匡胤曾經問宰相趙普“天下什么東西最大”,趙普想來想去不知如何回答,而皇帝又不停地催問,趙普就說:“道理最大?!彼泊_實想不出什么實在的東西是最大的,但據說宋太祖卻非常稱贊這句話。所以后來宋代很多臣子在和皇帝討論很多事情的時候,或是彼此爭論什么事情的時候,都會引用這句“道理最大”。

我們看一些具體的例子。南宋有一些記載,說宋太祖時期曾經有個約定,這個約定藏在太廟里面。約定的內容很重要的一項就是“不殺大臣、不殺言事的官員”。那么宋代皇帝是否殺過大臣呢?根據統計實際上是殺過的,但殺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同一個罪名,就是貪污罪,而沒有因為言事殺過官員。這種說法在宋代被認為是祖宗留下來的法度,所以也被稱之為“祖宗之法”。

宋代對“祖宗之法”是非常崇尚的,因為“祖宗之法”基本上可以當作治國的原則。正因為宋代的整體環境是比較開明的,氣氛也比較寬松,所以當時的讀書人還有很多官員都具有一個特性,就是“尚氣節,羞勢利”,而這樣的一種做法也得到了后世人強烈的肯定。

這里我們再做一個比較,就是士大夫在各個王朝的境遇。首先,什么是士大夫呢?讀書人做官就是士大夫,士大夫在英文里被稱作Scholarofficial,scholar就是學者,official就是官員,這兩者的結合就是士大夫。而“際遇”就是說受重視的程度、人格被尊重的程度。

我們比較宋代、前面的唐朝和后面的明朝,這三個朝代都是漢民族建立的政權,都有很多的貢獻。唐玄宗開元年間的盛唐時期,有個三品官,在當時已經算是高官了,但是他犯了一個錯誤,就是把唐玄宗跟他說的一個事情泄露出去了,因為這個緣故,在朝堂決杖。朝堂是百官覲見皇帝的地方,而在這里決杖后又被發配邊疆。這么高身份的人在朝堂受到杖責最主要的還不是肉體上的痛楚,而是人格上的羞辱,這是在高層官員中發生的事情。

而在底層官員中,比如說杜甫、杜牧、韓愈這些人,都在縣里做過官。杜甫就說過,當年在縣里做官時,經常會受到長官的捶處,就是說你干的事情,如果長官不滿意就會被拉出去責罰,而現在離開了這個職位,才與捶處告別。杜牧、韓愈的詩作里也都說過類似的情況。所以當時這些人的人格并未受到很強烈的尊重。

明代作為宋代之后的朝代,在朱元璋時期就有廷杖一說。所謂“廷杖”是指在殿堂之上行杖責,到了后來的皇帝,就把這種行為習以為常了,皆這樣做。像明武宗正德皇帝要去南方,而那年正好南方收成不好,皇帝出行的排場當然要很大,所以有的官員就勸他說今年不要去了,等收成好的時候再去,皇帝不同意,朝廷的官員就分成兩派,一派認為去也沒關系,一派認為一定不能去。結果所有主張不要去的官員都受到杖責,一共一百三十人,其中十一人當場被打死。

嘉靖皇帝的時候,因為嘉靖皇帝是過繼的,但他也想給自己的親生父親一個名分,但很多大臣認為這不合乎禮制,這就又一次產生了分歧;在這個過程中,一百三十四個大臣受到了杖責,其中十七人被打死??梢姰敃r君主的專制、蠻橫已經到了一個極端了。

明代的一部筆記上記載,當時在京城做官的人,每天早晨入朝的時候要跟妻子、兒女告別,說不定今天哪句話說的不對了就回不來了,到了晚上沒事兒回來了便要相慶,因為又活一日。我們知道,海瑞是一個直言之官,而在他遞上自己奏章的當天,就在自己家的大堂里面擺了一口棺材,意思就是告訴所有人,他海瑞遞上這個折子就沒想著再見明天的太陽。

而這種情形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。我們也舉一個宋朝的例子。在神宗時期,陜西用兵西夏失利,五路出兵沒有設主帥,互相之間不肯支援,于是被各個擊破,皇帝非常生氣,批條說要殺一個人,需要有人對這個事情負責,但當時前線的主帥被俘的、受傷的、戰死的這些都無法懲罰,于是就要殺一個漕臣,也就是運輸糧草的官員。當時在指定的時間沒有把糧草送到指定的地點,算是延誤戰機。

第二天宰相向皇帝奏事,皇帝打斷他問昨天提出的斬某人是否已經執行了,宰相就說“方欲奏之”?;噬险f“此事何與”,就是有什么可問的,宰相言,“祖宗歷來未嘗殺士人”。我們前面說過并不是沒有殺過,而是沒有因為這種事情殺過。宋代把罪行分為“公罪”和“私罪”,私罪就是貪污受賄等等,而公罪就是你該做的事情沒有做到,所以這種叫做“有過失,無私取”,有過錯但不是出于私利的。宋代沒有因為公罪殺過人。

那么宰相接著說,“臣等不欲自陛下始”?;噬铣烈骱笳f,可以不殺,但需要在臉上刺字發配。宰相接著說,要是這樣還不如殺了?;实劬蛦枮楹??宰相對曰,“士可殺不可辱”?;实鄞笈f,“快意事做不得一件”。宰相接著說,“如此快意事,不做得也好”。所以我們說宋代相對來講士大夫的發言空間是很大的,在那個時候也比較敢提出來一些與皇帝不同的意見。

這里就涉及到祖宗之法的問題。宋代的基本政策是“事為之防,曲為之制”,這是一種防范弊端的原則,而這種“防弊之法”是祖宗留下來的規矩,所以也被稱為“祖宗之法”。在宋代,“祖宗之法”被抬到很高的一個位置,這與宋代的政治格局是有直接關系的。這里面我們會想到一個問題,就是在帝國時期,皇帝都是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的,怎么對皇帝的權力進行制約,這是歷代官僚集團遇到的一個問題。

而宋朝的“祖宗之法”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個紐結,因為“祖宗之法”并不是一套成文法,并不是一、二、三可以數出來的。什么內容是“祖宗之法”,或者說“祖宗之法”包括哪些原則?這個是需要當時人的解釋的,而這個解釋的權力不僅在皇帝那里,也在士大夫那里。他們可以用這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制約當朝皇帝的政策選擇。

所以對于“祖宗之法”的強調,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應對目前問題的一種策略,就是說為了應對目前的問題,拿“祖宗”出來說事兒。但是這些“祖宗之法”一經固定,到最后反而又會凝固下來,變成一個不能更改的東西,那么就又制約了后世很大一部分精英人士的頭腦,包括“王安石變法”就與“祖宗之法”產生了很多沖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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